今年是新中国首批文科博士毕业30周年。1983年10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周振鹤和葛剑雄接过历史学博士学位证书，成为博士学位制度确立后最早被授予学位的文科博士。如今，当年的首批文科博士很多都成为了知名学者、领军人物，学问扎实、学风踏实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重建教育体制

　　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富仁是中国首批文学博士之一，他于1982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博士生，师从李何林先生，于1984年10月获得博士学位。王富仁表示，“文革”十年，我国的教育体系受损严重，人才严重断层。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恢复了“文革”之前17年的教育体制，并通过借鉴西方教育体制，对其进行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1980年2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我国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度由此确立。次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会议确定了我国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学科、专业名单，以及首批博导名单。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告诉记者，三级学位制度是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上世纪70年代我国的访问学者在出国访问时，虽然学问很扎实，但由于学位无法同国外衔接，往往会遇到一些窘境。

　　文科博士学位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培养高级专门文科人才的道路。多位学者表示，它适应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快速发展，不断开放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的环境。葛剑雄认为，“对我国来说，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教育体系，培养自己的高级学术人才顺应了当时对外开放的步伐。”

　　首批文科博士评选严格

　　首批理科博士基本是在硕士研究生中选择拔尖者进行答辩，并直接授予学位证书，相比之下，首批文科博士的评审则更为严格，需要依照博士招生、学习、答辩的流程进行，因此首批文学、哲学、历史学不同学科博士毕业的年份都不尽相同。

　　首批理科博士的评定采取了特殊政策，即可以用硕士论文代替博士论文取得博士学位。相对理科来说，文科博士的评审格外谨慎和严格。葛剑雄和周振鹤均是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新写了博士论文，分别是《西汉人口地理》和《西汉政区地理》。

　　周振鹤表示，他当年的博士论文答辩经历了非常复杂的程序，先要经学校校长会议通过，再上报教育部，教育部组织专家委员会批准，才可以答辩。王富仁告诉记者，当年博士论文答辩的主席是钟敬文，委员会成员都是现代文学界的泰斗级人物。“直到1985年前后，一些重点高校才可以自行审批文科博士答辩。”葛剑雄说。

　　高级人才培养机制增强学术自信

　　文科博士制度的建立为我国培养了一批高水平、基础好的学术骨干，适应了科研、教学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进程。30年来，博士制度不断发展完善，为后来建立研究生院打下了基础，如今，博士招生、培养、考核已经形成比较正规的流程，录取规模也不断扩大，从屈指可数到数以万计。30年来，我国自主培养的博士已经在国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成为栋梁之才，成就有目共睹。

　　葛剑雄告诉记者，中国首批文科博士既有一定社会经历，又有较好的学术基础，博士学位制度的建立使他们的才华很快得到显现。同时，他们的导师都是学术名家，治学严谨、学风稳健。国家非常支持学术人才的培养，在就业等方面给予很多的政策倾斜。中国首批文科博士的成长与国家、社会的支持密不可分。

　　王富仁认为，20世纪末中国教育制度发生的最巨大、最有深远文化意义的变化是包括博士招生制度在内的研究生制度的建立。中国自己培养的研究生在开放的环境中从事对中国文化发展有实际意义的文化活动，他们对课题的论证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中作出的，这些人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法律等各个领域的骨干力量，并对中国21世纪文化的发展施加自己的影响。也有学者认为，这一制度建立的意义还在于，我国学者在与海外学者开展学术交流和对话时，更能够展现出我国独特的学术传统和研究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我国学术界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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